对于朱一贵，原本朱怡成就没想把他怎么样，之所以把他召至南京主要是看看这个人，另外福建初平，朱一贵在福建名气太大，手下义军人数不少，大明如想在福建长治久安，必须对福建上下进行治理，其中就包括对义军的整编和遣散。
如果把朱一贵留在福建，做这些事必然很不方便，朱一贵不是陈五显，陈五显兵败后投靠朱怡成，虽然他在福建的名气也不小，但陈五显已无自己嫡系，把陈五显在福建亮出来取的是他的名而不是他的势。但朱一贵就不一样了，这人年轻，名气大，手下还有数十万义军，这些义军结构又是鱼龙混杂，如果朱一贵呆在福建的话朱怡成很不好下手，一旦闹出点事，那么刚刚收复的福建就得再起波澜。
考虑到这些，朱怡成找了个借口就把朱一贵召至南京，同时也想看看此人是否可用。毕竟在后世朱一贵也算是留名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朱怡成难免有些好奇。
至于所谓的交城荣顺王朱美垸旁支后裔，这对朱怡成来讲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别说朱一贵这个旁支后裔根本就说不清楚，就算他是交城荣顺王的直系后裔又如何？区区一个百数年前就被除了国的郡王后裔还能翻出什么事来么？可别忘记他朱怡成才是正统皇族，洪武至今，朱家繁枝叶茂，后人数不胜数，民间有姓朱的能和皇家攀上几分亲的多了去了，哪里缺朱一贵这么个人？
没想到朱一贵这人倒是一个聪明人，不仅一眼就猜出了朱怡成的身份，而且还向朱怡成主动请罪，如此知趣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交谈一二后，朱怡成顺水推舟，索性借荣顺王一事为由，先狠狠敲打了一下朱一贵，随后法外开恩，又让他安排入总参谋部，令本以为性命不保的朱一贵先是胆战心惊，随后又感恩戴德，轻轻易易地就把此事给了了。
安置朱一贵只是件小事，对于朱怡成来讲他还有更大的国家大事要办。在老曹老铺的那顿鸭子吃的不错，同时也亲眼目睹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想法，尤其是那些食客们对于满清和大明的比较，以及相互间对农商看法之辩，和曹小二口中所说的大明赋税和反贪之事，朱怡成听的是尤为上心。回到宫中，朱怡成细细思虑几日，特意招来邬思道等人商议一番后决定推行三事。
第一件事，是四民之论。士农工商四民说，在中国已流传千年，尤其是儒家学说自宋朝朱子后对于四民之说更甚。在民间，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是众所周知，而商人虽有钱，但地位低下，再加上明朝开国后又采取特殊的户民制度，导致各阶级矛盾加剧，尤其是军户、匠户和商户制度，到明中后期几乎崩坏，这也是明中后期文人全面压倒各层阶级，扰乱朝政，同皇帝争夺权利，甚至不顾天下安危以一己私利致使国家大坏的主要原因。
崇祯皇帝死前曾经感叹过“朕非亡国之君，臣均亡国之臣”，还咬牙切齿咒骂满朝官员皆是可杀之人。这虽然是有着崇祯性格上的弱点，刚愎自用又无担当，做事只顾眼前利益而无大局所至，但他所说的几句话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道理的。
四民之论，导致阶级对立，更形成了文人一家独大的场面。这点，朱怡成心中是一清二楚。早在宁波时，朱怡成就刻意扶持军中势力和商人，以模糊四民之论，逐步提高军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因为势力不大，地盘还小，投靠朱怡成的文人也少，他这样做倒也没什么阻力，可当拿下浙江和南京后，随着大明正式重复，这天下看好朱怡成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科举一开，本就拥有科举优势的文人逐渐开始占了上风。
虽说无论是廖焕之还是邬思道，他们这些文臣高官既是读书人，同样也是明白朱怡成所想的老人，对于朱怡成平衡四民的策略一向不反对，但同时作为文人出身的他们，从立场而言却又不免会在有些时候倾向于文人。
长此下去，历史必然会走入一个死循环，百年之后，这大明恐怕又会如明中后期那样继续形成一股强大的文人阶级，从而使整个国家不思进取，最终腐朽。
对于这，朱怡成当然是不愿意看见的一幕，而且从他在曹家老铺所听闻的话中已经有所感觉，这民间的风气正向自己不愿看见的方向悄悄发展着。
故此，彻底废除四民，打破各阶级之间那道无形的壕沟，这是必然要做的事。当然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其所拥有的知识带来的优越性必然会使得文人对这种政策有所抵触，而且如果处置不好的话，甚至会引出大问题来。可别忘了，这文人虽然大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杀只鸡都得晕半天，但他们这张嘴皮子和手中的笔却是不饶人的。朱怡成可不是已经君临天下手握大权的朱元璋，何况就算是朱元璋当年也没做到这步，所以朱怡成只能推行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先是放宽和继续模糊四民之论，在民间彻底消除户民制度的残余，开放军人和商人入仕的通道，同时也加强治下商业建设，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改变现状。
在朱怡成看来，老人家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责任不同。只有彻底消除了这种传统概念，那么这社会才会进步起来，国家也会越来越强盛。
当然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新的阶级产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新的阶级取代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断给社会带来活力的推进剂。
第二件事，关于赋税和贪腐问题。这两者可以说是一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还算不错，无论赋税方面还是贪腐都控制的比较好，当然也是因为大明初复不久的原因。
一个王朝或者说一个政府，从一开始总是有些新气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阴暗面就将逐渐暴露出来。可以说，历代王朝都逃不过这些问题，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在和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所以才有那么多因为赋税而爆发的战乱，甚至财政崩溃导致的王朝更替，也有不断腐败到反腐再到腐败连续不断的恶化。二者合一，形成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怪圈。
这些问题其实到二十一世纪依旧存在，朱怡成也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能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也是他建立铸币厂和银行以控制金融，减少损耗，然后又以养廉银方式减少贪腐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各项监察制度的建立，还有手中锦衣卫的控制，以做到有效的防范。
但这些依旧不够，对于监察的严格还需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实历代王朝统治者也想到了这点，这也就是民间所谓“告御状”的形势，但这种形势往往只是形势而已，经明朝一朝，也就是朱元璋在位时做到了，但以朱元璋的强势却也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实施这种方式还需要两点，一点是言路的畅通，第二点就是三方的监督。开民智，保证言路畅通，再加上非官方的第三方监督是必要的。虽然这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但能够保证以最大限度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就是朱怡成所需要的。
既然谈到了以上两点，尤其是第二点，那么就不能不说第三件事了，那就是言论。
前面说过，文人嘛，善于用嘴皮子和笔杆子，言论是一个好东西，它既有好的一面，可同时也有令人害怕的一面。适当地控制言论，或者说引导言论，这是统治者必要的手段，也是稳固统治的有力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今大明还未真正获得天下，这天下最强大的对手清廷依旧拥有比大明更为雄厚的资本。朱怡成心里很清楚，一旦有所失误，那么所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无法挽回的。许多胜负不仅是在战场，更在战场之外。
清廷在神州还有大量的地盘和充裕的人口，清廷依旧以正统自居，神州大地上，许多人依旧还愿意做清廷的奴才。至于那些义军，无论是祝建才或者是川中的王致清，他们所用的手段是用宗教来控制，在所被控制的人中，他们当然视之为“救世主”，沉浸在打造一个极乐世界的幻想之中。
那么在这种时候，言论就极其重要，或者说宣传。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的臣民，同样也告知这神州大地所有的老百姓，争取他们的民心，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为此，朱怡成决定在除六部和总参谋部之外再成立一个部，而这个部就叫宣传部，宣传部顾名思义就是以言论出发，控制和利用宣传的部门，但这个部究竟用谁来负责，关于这点朱怡成手上却没有人，为此他委托廖焕之和邬思道等人看看有谁值得推荐。